此前,Kusuma曾在印度尼西亚银行担任信息技术官员8年,而Gunawan是一家配电公司的财务主管。对Kusuma来说,作为悉尼的公共巴士司机,这份谋生的工作给了她白领工作所没有的自由,这份工作很灵活,给了她更多与家人相处的机会。她表示,一些家庭成员对她的选择“嗤之以鼻”,一位亲戚声称她给祖先带来了“羞辱”。她补充表示,因为在印度尼西亚,拥有一个专业性的职位会给人们带来自豪感,所以工作声望就成了需要争取的东西。墨尔本大学发展研究高级讲师Lan Anh Hoang告诉澳洲广播公司,在亚洲社会中,某人在职业生涯中的成功,影响了整个家庭。她说:“这个家庭可能不指望他们亲戚的成功会给他们带来任何经济利益,但这是地位的提高,它给这个家庭带来荣誉和威望。”她解释称,被认为能带来经济稳定的工作,如工程、会计或商业,都是首选。Roydeh Lingkum也不得不打消国内家人对他职业转换的批评。这名29岁的墨尔本面包师,以前是马来西亚沙巴的道路维修主管,他手下有许多员工。Lingkum告诉澳洲广播公司,他选择“不在乎”马来西亚家人的负面评论,而是专注于新工作的增长机会。“我真的不在乎人们说什么,只要我能独立。”(图片来源:澳洲广播公司)“我对澳洲工作和机会的好奇心,让我不再去想职业声望。”他补充说,在他的家庭之外,没有多少人批评过他的职业转换,因为在马来西亚被认为没有声望的工作,在澳洲工资很高。虽然可能有一些移民对他们在澳洲找到的低技能工作感到满意,但也有无数移民不得不降低技能水平才能在澳洲找到有偿工作。Lina Cabaero是亚洲女性工作组织(AWatW)的协调员,该组织是一个非营利组织,倡导改善澳洲女性亚洲移民的工作条件。她告诉澳洲广播公司,在她的组织中,有很多人在移民到澳洲时不得不放弃他们的技能。“就是我所说的职业降级。”她表示,一名AWatW成员是一名会说俄语和普通话的中国医生,但由于她的英语水平低,她最终成为了服装业的外包工。另一名成员Sophie告诉澳洲广播公司,她在中国是一名机器设计师,但由于语言障碍,她在抵达澳洲后成为了一名工厂加工工人,然后有变成了一名酒店清洁杂工。她解释说,虽然她“从未”在中国做过蓝领工作,但她“别无选择”,因为要养家糊口。